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中写道：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”九月天气转凉，应为即将到来的严冬添置衣裳，因此九月被称为“授衣时节”。这是一个时间段，可以从重阳节前后算起，欧阳修《渔家傲》中写道：“九月霜秋秋已尽。烘林败叶红相映。惟有东篱黄菊盛。遗金粉。人家帘幕重阳近。 晓日阴阴晴未定。授衣时节轻寒嫩。新雁一声风又劲。云欲凝。雁来应有吾乡信。”其中“人家帘幕重阳近”和“授衣时节轻寒嫩”就是并写。古代官方会为大臣和将士们发放御寒衣物，称为“授衣”或“赐衣”，多在九月，日期不确定，宋代则定在十月朔日（初一）。

《礼记·祭义》中说：“霜露既降，君子履之，必有凄怆之心，非其寒之谓也。”从中衍生中“霜露之思”的成语，表达对过世父母和祖先的思念之情。古人讲究“以侍生之心侍死”，因而从备办御寒衣物的节俗里发展出祭祖的习俗。大唐天宝二年（743）八月，唐玄宗颁布诏令：“禋祀者，所以展诚敬之心；荐新者，所以申霜露之思。是知先王制礼，盖缘情而感时。……自流火届期，商风改律，载深追远，感物增怀。且《诗》著‘授衣’，《令》存‘休浣’，在于臣子，犹及恩私，岂可园陵，未标典式。自今以后，每至九月一日，荐衣于陵寝，贻范千载，庶展孝思。”（《唐大诏令集》）由于这一诏令，后世遂衍生出拜墓送衣的习俗。由于十月方入冬，九月稍嫌早，这一习俗在宋代便推移到十月朔日。“授衣念祖节，阖棺伤故人”（梅尧臣《九月一日》），授衣节成为缅怀逝者的日子。

北宋乾德元年（963），太祖令掌管天文、历法、祥瑞兆候的司天监官员赵修己、内客省使王仁赡等人卜选吉地，在西京洛阳附近的巩义兴建永安陵，将埋葬于东京开封东南的父母遗骨迁葬于此，这是北宋帝陵兴建之始。到了徽宗执政时期，经过一百五六十年的经营，这个陵墓群中已经安葬了太祖、太宗之父赵弘殷以及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等七位皇帝，统称“七帝八陵”。围绕着这八座帝陵，还有皇后陵、皇室宗亲墓以及名将勋臣墓等三百余座。仁宗庆历二年（1042）朝廷下诏，每年寒食与十月朔日，允许宗室和刺史以上的官员前往西京朝陵。

靖康之难，宋室南渡，放弃宗庙陵寝这一根本之地。南宋高宗绍兴初年，失去保护的宋陵甚至遭到金人在中原扶植的“大齐”皇帝刘豫的大规模盗掘，宋廷鞭长莫及。据《宋史·礼志二十六》：“绍兴元年九月，起居郎陈与义言：‘陛下躬履艰难之运，驻跸东南。列圣陵邑，远在洛师，顾瞻山川，未得时省。虽欲遣使，道路不通，圣怀日愤。近闻道路少通，差易前日，愿诏执事，每半年择遣使臣两员，往省诸陵。’诏令枢密院每半年差使臣两员前去。三年正月，礼部、太常寺言：‘春秋二仲，荐献诸陵，乞于行在法惠寺设位，望祭行礼。’从之。自是每岁荐献，率循此制。”直到绍兴九年（1139）宋金议和，高宗对辅臣说：“祖宗陵寝，久沦异域。今金国既割还故地，便当遣宗室、使相与臣僚前去修奉洒扫。”派去荐献的宗室、官员回报高宗：“诸陵下石涧水，自兵兴以来，涸竭几十五年。二使到日，水即大至，父老惊叹，以为中兴之祥。”然而，《绍兴和议》的生效，是以宋高宗按照金人要求杀害主战将领岳飞为条件的。高宗以向金国纳贡称臣为代价，换回了东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，北方的宗庙陵寝之地永远沦陷。这就是孟元老写下“十月一日”的时代背景。

“霜露既降，君子履之，必有凄怆之心，非其寒之谓也。”“缘情而感时”的“霜露之思”，已经变成了无法平复的亡国之恨，变成沁入骨髓的凄寒，又岂是暖炉之会可以消释。